，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壁障，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

像美国一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其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11] （三）组织化的社会与法治 建立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是现代性制度的基本要求，国家和政府只有立基于法律之下并且根据法律程序的规范要求才具有合法性品质，培育和守望守法国家和守法政府始终是现代性实践的主线。

[3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顾炎武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解决方案不但没有实现地方和社会所需要的自治权力，反而成为对这一悖论背书的理论根据。【注释】 本文获中国法学会第九届（2014）中国青年法学论文征文三等奖。只有在国家领域内，法律才是凌驾于一切党派、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最高权威，因此，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理解中国，中国作为国家共同体就是法律之下的中国国家共同体。相比较而言，公民共同体的规范标准是合法与非法，符合法律的行为是正当的公民行为，违反法律的行为是不正当的公民行为。二、法治中国的规范解释 法治中国是执政党法治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述，也是执政党履行宪法义务的重要执政措施之一。

国际法律规则和国际道德规则以成员国的同意和自愿服从为前提，但与这些规则及其精神相悖的国家行为则是非正当行为。四、结论：构建统一、富强和规范的中国国家共同体 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法治中国概念重新集合了全社会对法治的共识，为正在过大关的中国指明了治国理政的总的方法。600多年来，这一原理在科学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牛顿的万有引力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奥卡姆剃刀已经成为重要的科学思维理念。

在内部机制上，司法权的特点决定了司法权的管理关系是非服从性的，不存在行政机关那种层级式的官僚服从体系。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重大变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成为总体性和核心性的战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成为一体化建设的目标。[13] 郭星华、隋嘉滨：《徘徊在情理与法理之间——试论中国法律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由于立法环节处于法治建设的上游，其对整个法治建设具有引领和统摄作用。

另一方面，它可能属于被倚重的力量——尤其是调解中——以克服法律的死板、僵硬——在许多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相反，民众、学者及媒体常常向司法机关倒灌法律知识与要求。

因此，在每个人内心确立法的信仰、价值与尊严就极为重要。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的献身以及他的信仰。另外，二五、三五、四五时的重点普法对象还包括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33] 张洪涛：《基于社会学观点对法律运行过程的展开》，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一家油焖大虾店外，五六张餐桌横在人行道上，桌下污水横流。今天，经过30多年的社会变迁，昔日总体性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分化。而只有使立法接受和遵从伦理价值取向与评价，才能确保良法得以有效确立。[8]自然，这种原初状态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蛮荒状态，而幕后之人亦是假想的生命。

而罗尔斯论证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导致人们之间产生差异、不公的先天禀赋和后天条件不但始终存在，并且可能永远处于动态变化中，尤其是新的禀赋和条件类型会不断产生，没有穷尽。对社会大众而言，法律知识的供给早已走出短缺时代。

司法与行政具有截然不同的品格。  原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4期   进入专题： 司法运作 形式法治 。

基于法治对秩序的追求，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理想，亦是中国数十年来的实践。尽管国家积累了雄厚的社会治理资源，具有强大的社会管控的物质和技术手段，总体性的治理效能却在不断减弱。由于立法只能为社会提供一个应然的关系框架和理想的秩序图景，在法律文本体系基本建立的前提下，法律实施就成为了法治建设的关键内容，其要旨就是通过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为整个社会的运行确定一个可预期的、稳定的运作框架，实现从人治到法治、从政策治理到法律治理、从意志导向到信仰导向的转变。[13]于是，一方面，它属于被清理的内容，以保证就事论事、就案办案。这也是社会普遍性价值标准和伦理原则在现实生活领域中的贯彻、还原与释放，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效用。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注重于‘情理对情境困境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权衡，以恢复或调整双方原有社会关系为目的。

只有确立了良法，它才能获得普遍遵从，法治也才能最终实现。[21] 姚志伟：《无知之幕与正义的蒙眼布》，载《政法学刊》2011年第1期。

中国的法治进程有着复杂的路径，即便从中国法律体系的复杂性就可见一斑。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公共管理事务的增加，政府部门相应分立分设，行政执法日益分散，一个部门多支执法队伍、颁布一部法规就成立一支执法队伍的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根据网络资料） [18] 姚大志：《打开无知之幕——正义原则与社会稳定性》，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3期。司法制度一度确立了独立、专业发展的方向，但又往往被忝列社会治理诸制度之中。

由此可见，官方一直把公职人员和青少年作为普法的重点，从五五起又将农民列入。罗尔斯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正义论》成文20年后，他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了部分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概念。深度普法需要把普法深入到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层面，从而搭建起沟通良法与善治的桥梁。[14] 控，出自日语コン（kon），取complex（情结）的前头音，基本的解释和癖类似，表示强烈的嗜好和喜欢，加在名词后即为很喜欢某物的意思。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1－292页。-------------------------------------------------------------------------------- *刘正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Liu Zhengqiang，Institute of Sociology，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E-mail:lzq6470@msn.com，电话：18121378426。

能动司法的限度 在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变迁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矛盾，有着复杂的深层背景和社会原因。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调查取证完全由法官进行，是否有必要补充收集证据由法官决定，法院可以直接收集证据。

[24] 高仰光：《马克斯·韦伯与当代中国人的法律信仰》，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因此，应当在立法中打通民间生活与法律系统的通道，将传统文化和政治伦理等因素导入到法律体系中，以形成更为完善的法治结构。

王小晗：《武汉城管用眼神执法 50人围观盯走摊贩》，载《楚天都市报》2009-6-17。中国虽然没有建立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制度，但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相互分工。持续至今的普法中的一个误区就是，法律往往被当作一种工具，一件可以随时拿起的武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色彩很浓，而无法做到良法与善治、与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法律运行机制和实现机制的结合。由于注重运用多种手段来引导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给相对人一定的灵活度，柔性执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由此产生的张力，软化由此带来的社会误解与冲突。

立法是赋予一系列由社会主体所共同认可的价值准则以国家强制力的活动，立法越是完善、发达，其所统摄的价值标的就越多，离应然状态也就越近。（3）每个人存在于其中的社会之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这个社会所能达到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等。

[3] [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等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页。但罗尔斯本人并不是对程序正义毫无保留，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程序正义仍然需要一个预设的实质正义前提：采用纯粹的程序正义的概念，有必要实际地建立和公平地管理一个正义的制度体系。

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交错重叠，行政执法的职能分工日益细化，有时一个违法行为会涉及多个行政执法管辖权，导致重复执法、多头执法，造成执法资源的分散与浪费。一些地方的法院挂牌保护重点企业，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司法职能行政化、目标化、效率化。